简介

张大千（Chang Dai-Chien），男，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1899年5月10日，生于四川内江。父怀忠，母曾氏友贞，兄弟十人，另有一姐。行八，乳名小八，名正权，又名权。

1904年，从姐琼枝识字，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1905年，从四哥文修习字，读《千家诗》。

1907年，随姐从母习画，母曾氏善绘民间剪纸花卉。1911年9月就读内江天主教福音学校（华美初等小学）。1914年，就读重庆求精中学，后转江津中学。

青年时期

1916年暑假与同学徒步返内江，途中遭匪徒绑架，迫为师爷，经百日才脱离匪穴。冬，与表姐谢舜华定亲。

1917年东渡日本，在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课余时间坚持自学绘画，学诗，学治印。其二哥张善子也在日本。

1919年完成学业，由日本返沪。秋，拜上海名书法家曾熙、李瑞清为师。曾熙为其取艺名爰，字季爰。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一鸣惊人，自此以卖画为生。

念未婚妻谢舜华去世，至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师事住持逸琳法师，法名大千。三月后还俗。

1920年返川与曾正蓉完婚。婚后赴沪。同年9月12日，李瑞清病故，享年54岁。作《次回先生诗意图》，署名啼鹃。啼鹃是张大千早年署名之一。

1921年借寓上海李薇庄宅。与李秋君定交。秋君名祖云，别号瓯湘馆主。在三师叔（李筠庵）的影响下，开始临仿石涛画迹，仿石涛册页一开，瞒过前辈画师黄宾虹。

1922年作北魏《张玄墓志》集联，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凡数十联。

1923年张怀忠夫妇率家人由内江迁居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与王个簃定交。

1924年善孖奉调入京，任总统府咨议。随兄弟初次入京，与汪慎生定交。仿作金冬心、石涛、八大、渐江扇面四帧赠汪慎生。父张怀忠病逝松江。秋，应邀参加上海文人雅集“秋英会”，结识常州词人谢玉芩、上海画家郑曼青，并与谢玉芩结为知友。

1925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首次画展，由李秋君主持。展品100幅，每幅20大洋，购画者一律编号抽签取画。

1926年应周梦公之嘱，为其妾素兰作白描像署名啼鹃。1926年3月21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张季蝯卖画》启示。仲夏，在曾熙家结识温州籍篆刻家方介堪。

1927年临曾熙所藏《石涛小像》，曾师为之题跋。应张群函购，先后仿作石涛、金冬心笔意山水扇面两帧。参加“寒之友”画会，会友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黄宾虹等。秋，应日本友人之邀赴汉城游金刚山。与韩国姑娘池春红定情。

1928年与善孖、马骀、俞剑华、黄宾虹诸人组织“烂漫社”，刊行《烂漫画集》。5月，与善孖、郎静山等人倡建“黄社”。二赴北平，与余叔岩结识。在陈半丁家中，结识旧王孙兼书画名家溥心畲。冬，池春红来信，作长诗《春娘曲》，并赴汉城相会。

1929年从汉城返沪。《蜀中三张画册》出版（三张者，张善孖、张大千及九弟张君绶）。被聘全国美展干事会员，与叶恭绰定交，同时结识徐悲鸿。出席全国第一届美展，作三十自画像，遍征上海名家题咏。

1930年与善孖合作《十二金钗》，曾熙提款。夏，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张大千大风堂收藏的《大涤子山水册》三册；中华书局出版《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集》。秋，参加“天马会”第八次美展。曾熙病故享年70岁。

1931年扶曾师灵柩归葬衡阳。

1932年与善孖、黄宾虹、谢玉芩等人同游浦东顾氏园观桃。黄宾虹作《平远山水图》及诗八首相赠。与叶恭绰、吴湖帆同游苏州，组织成立“正社书画会”。移居苏州网师园。

1933年春节，邀章太炎、叶恭绰、陈石遗、李印泉等前辈欢聚网师园。徐悲鸿组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赴法展出，内有张大千所作《金荷》一幅，被法国政府收购。

1934年与善孖北上。客居听鹂馆，馆内有“蝴蝶会”之举，与会者有王梦白、于非闇、何亚农、汤尔和等人。9月9日，中山公园举办“正社画展”，内有他的作品40件。与善孖同游华山。张善孖，叶恭绰加入“正社”。冬，纳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宛君（艺名花秀舫）为三夫人。

1935年应徐悲鸿之聘，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南京举办“张大千画展”。与徐悲鸿、谢稚柳及中大艺术科学生同上黄山。母曾友贞病逝郎溪。“张大千、方介堪、于非闇书画篆刻联展”在北平举行。《张大千画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济贫合作画展”在北平展出。

1936年首次在英国伯灵顿美术馆举行个展。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展”在南京举行，任审查委员。与谢稚柳、于非闇、黄君壁、方介堪同游雁荡山，合作《雁荡山色图》，方介堪刻“东西南北人”印。七•七卢沟桥事变，困居北平。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任国画研究班导师。

中年时期

1938年驻北平日本司令部多次派汉奸劝张大千出任伪职，张氏推诿不从，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入桂林途中会见徐悲鸿。隐居青城山上清宫。

1939年邀黄君壁、张目寒同游剑门。在青城上收龙国屏（龙治）为入室弟子。为张目寒作《蜀山秦树图卷》。应黄君壁之邀同游峨眉，作《峨眉金顶合掌图》赠君壁。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画展。

1940年与赵望云相识于成都。拟赴敦煌，行至广元，兄善孖病逝重庆，赴重庆奔丧。

1941年在重庆举办画展。先后出席成都“黄君壁画展”、“关山月画展”开幕式，并重金订购画作，以示祝贺。携杨宛君、张心智北上兰州。敦煌途中，结识陇中画家范振绪。在范振绪陪同下抵达敦煌，留敦煌临摹壁画。在其临摹壁画期间，对多处壁画进行剥损，造成无以复加的灾害。 为莫高窟编号。访榆林窟，临摹壁画，年底离榆林窟，赴青海西宁。

1942年率心智赴塔尔寺访藏画师，请教大幅画布制作工艺。携带五名藏画师返敦煌继续临摹壁画。与西北文物考察团王子云等人相识。致函谢稚柳前来相助。岁末与谢稚柳及子侄门人离莫高窟赴千佛洞考察，并为之编号。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筹委会主任常书鸿抵达敦煌。5月1日，离莫高窟赴榆林窟，在榆林窟临摹月余。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首展。11月，返回成都，敦煌之行前后历时两年七月。

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展品44幅。“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在成都展出。

1945年率李复赴大足、资阳、简阳考察石刻艺术。叶浅予夫妇借居昭觉寺，叶氏向张大千请教中国画。作丈二匹《荷花》通景大屏及《西园雅集》。在成都举办近作展。冬，取消赴新建考察石窟之行，改道北平，与于非闇举办联合画展。

1946年以巨资购得《江堤晚景图》，宋人《溪山无尽图》，宋张即之《杜律二首》等历代名人字画。溥心畲、谢稚柳、吴湖帆先后为无款《江堤晚景图》题跋。三上峨眉，作丈二匹山水《峨眉三顶》、《长寿山势图》赴沪举办“张大千画展”。岁末由沪赴平，作《九歌图卷》、《文会图》等。以《四季花卉》、《墨笔山水》先后参加赛那奇博物馆、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画展览”。

1947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在上海彩印出版。“大风堂门人画展”在上海展出。《张大千画作展》在上海展出。与杨孝慈同游西康，写生多幅，并作《西康游记》纪游诗12首。在成都举办“康巴西游纪行画展”。《西康游屐》、《大千居士近作》相继在上海出版。

1948年在沪举办画展，展品多系工笔重彩。编印《大风堂同门录》。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在甘肃省一届六次参议会上发难，指责张大千破坏敦煌千佛洞壁画。十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严办”。《西北日报》以《张大千何如人也》为题，披露常书鸿、窦景桩（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为张大千辩诬声明与讲话。偕四夫人徐雯波赴港，举办画展。

1949年，张大千被蒋介石政权接到台湾，已丑，51岁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但未公诸于世。应印度美术学会邀请拟赴印画展，并顺道考察阿坚塔壁画。10月，赴台举办首次个人展。11月下旬，搭军用飞机返蓉。1949年12月6日，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蓉飞台。

1950年由港赴印，在新德里举办画展。考察临摹阿坚塔壁画。旅居大吉岭年余，诗画创作颇丰。

1951年在港举办画展。赴台旅游，由台静农陪同至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藏品。由台赴日本东京会友。

1952年远游阿根廷。5月，返回香港。筹划移居南美。为筹措旅费，由徐伯郊牵线，与郑振铎联系，向大陆出售《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宋人册页等名画。徐悲鸿、叶浅予联名致信劝回大陆，婉辞。迁居阿根廷首都近郊曼多洒，受到阿总统贝隆及夫人接见。

1954年迁居巴西圣保罗市。赴港举办画展，展品中有《美国尼加拉瀑布图》，甚得观众赞赏。赠画12幅给巴黎市政厅收藏。

1955年巴西圣保罗八德园建成并命名。《大风堂名迹》（四册）在日本东京出版。“张大千书画展”在日本展出，巴黎罗佛尔宫博物馆馆长萨尔出席画展。夫人曾正蓉、杨宛君向四川博物馆捐赠敦煌壁画摹画稿百余幅及张大千书画印章80方。

1956年于东京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萨尔馆长观后邀张氏赴巴黎展出。6月，巴黎赛那奇博物馆展出临摹敦煌壁画，7月，在该馆东画廊举办“张大千近作展”，展品30幅。与毕加索会晤，在法国尼斯港的“加尼福里尼”别墅。观画谈艺，互赠作品。西方报纸将这次会晤誉为“艺术界的高峰会议”、“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首次旅欧，观赏西方艺术和山川风光。在巴黎期间，会见常玉、赵无极、潘玉良等华裔艺术家。

1957年患目疾，回八德园静养，服药疗疾之余，仍挥笔题诗作画，细笔改粗笔，力图变法。为张群影印出版《石涛十二通景屏》作序。巴黎展出《秋海棠》，荣获纽约“国际艺术协会”金奖，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在圣保罗市举办画展，威震巴西。

老年时期

1958年纽约国际艺术学会以其在巴黎展出的《秋海棠》一画选为“当代伟大画家”，获金牌奖。

1959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首次举办“张大千先生国画展”，主要展品为临摹敦煌壁画。作《故宫名画读书记》。赴法旅欧。法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永久性“中国画展览”，以作品12幅参加开幕展。

1960年在八德园作《六十二岁自画像》寄赠港友高岭梅。4月，游台湾横贯公路。7月，应台湾故宫博物院李霖灿之求，绘敦煌历代佛手。9月应邀赴巴黎、布鲁塞尔、雅典举行巡回画展。在巴黎为郭有守狂涂册页12幅。返八德园作《蜀楚胜迹》12幅，均为老年泼墨变法之滥觞。

1961年日内瓦画展。赴日参加“郎静山摄影展”。新作巨幅《荷花》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特展，纽约现代博物馆购藏。圣保罗近作展。继续创作《瀑布》，《罗浮飞云顶晓日》等泼墨山水。

1962年赴巴黎，下榻郭有守家，作通景屏《青城山全图》。赴东京，下榻偕乐园，作丈二匹巨幅《瑞士风景》。此二幅均为巨幅泼墨山水。张大千的艺术造诣欠缺一些意境，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夏，台北历史博物馆再次举办张大千画展，展出《四天下》泥金、泼墨巨幅山水新作。游日本横滨。香港大会堂落成，香港博物馆主办“张大千画展”，为大会堂揭幕首展。《张大千画谱》（高岭梅编）在香港出版。12月，在八德园以泼彩法试作《观泉图》。

1963年“张大千画展”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展出。六屏巨幅通景《荷花》在纽约画展中被美国《读者文摘》以14万美金高价收购。

1964年曼谷、科隆画展。回台北访张学良，谒阳明山溥心畲、赵守钰墓。以泼墨泼彩法作《幽谷图》，自谓“这样画可因势利导，取其自然，得其天趣”。

1965年在伦敦举办画展。作大泼墨山水《山园骤雨》、《秋山图》。自谓“这主要是从唐代王洽、宋代米、梁楷的泼墨法发展出来。只是吸收了西洋画的一点儿明暗处理手法而已”。

1966年在圣保罗、香港举办画展。赴香港访友。据门人林建同说，此次香港之行，甚有启发，其后“作风大变，泼墨泼彩，大行其道”。

1967年美国史丹福大学博物馆，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先后举办张氏近作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主办近作展。为张群八十初度精心绘制四屏通景《蜀中四天下》图，又为张目寒六十八寿辰绘制山水人物图。是年泼彩作品甚多，有《朝暾》、《雨过岚新》、《山雨欲来》。香港东方学会出版《张大千画集》。

晚年时期

1968年，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芝加哥毛里美术馆、波士顿亚尔伯——兰敦美术馆分别举办张大千画展。在史丹福大学讲演中国画艺术。返台，接受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采访月余，谢以口述体撰写《张大千世界》，4月，由该报出版发行。四五月间为贺张群八十寿辰，积十日之功精心绘制《长江万里图》，7月，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长江万里图特展”。11月，以敦煌壁画摹本62幅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馆。

1969年赴旧金山治眼疾，与旅美老友侯北人、张孟休等度春节。返八德园作《杏花春雨图》赠侯北人；《泼彩青绿雪景》赠张孟休。黄君壁访八德园。由巴西迁美国卡米尔城“可以居”。洛杉矶考威美术馆展。纽约文化中心展。纽约圣约翰大学展，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再展。波士顿亚尔伯——兰敦美术馆现展。

1970年目疾加重。结识台湾京剧团演员李金棠、吴兆南、郭小庄、李东原，分别赠书画。自订《张大千鬻画值例》。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再展。

1972年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手术成功。美国洛杉矶安克鲁画廊展，被授予洛杉矶“荣誉市民”。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展出1928-1970年间的代表作品54幅，撰《回顾展自序》。

1973年，与旅美老友王天循共度元旦、春节。洛杉矶恩克伦美术馆近作展。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捐赠历年创作108幅，颁赠纪念状，并举办“张大千先生创作国画回顾展”（即40年回顾展）。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画集》。

1974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画展，台北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民族协会”共同主持东京中央美术馆“张大千画展”。应美国旧金山版画制作中心之约，创作了两套石版画，被提名为“驰名世界的张大千”和“张大千形象”。作根雕假山、八面观音赠大陆篆刻家陈巨来。

1975年应叶公超之约，为其辑《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作序。以80幅精品参加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中西名家画展”。应约撰写《毕加索晚期创作展序》。该馆举办“张大千早期作品展”，又以60幅作品参加在汉城举办的当代画展。

1976年举家移居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台湾教育部颁赠“艺坛宗师”匾额。台湾电影界人士吴树勋以退休金自费拍摄《张大千绘画艺术》记录影片。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选集》。

1977年，历时5年所编的《清湘老人书画编年》在港出版。将老友陈巨来历年为之所刻的印章，汇编成《安持精舍印谱》在日本出版，并为作序。台中举办近作展。在外双溪筹建“摩耶精舍”。《大风堂名迹》（四册）在台再版。

1978年戊午，在高雄、台南、汉城举办画展。“摩耶精舍”落成，喜迁新居。出席亚太地区博物馆会议，讲演《论敦煌壁画艺术》。作《明末四僧画展序》，《大风堂名迹再版序言》。

1979年，以40幅佳作参加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三杰为张大千、溥心畲、黄君壁）。请友人、律师见证，预立遗嘱。

1980年，春节期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3月，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举办《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应旅日华人李海天、黄天才之约，拟作巨幅《庐山图》（高1。8米，长10米）。台北出版《张大千书画集》一二集出版。四川出版《张大千画辑》一二三辑。

1981年，在台湾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3月，应邀提供作品参加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国画新趋势展”。7月7月，在摩耶精舍开笔绘制《庐山图》。

1982年元月，台北举行“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水墨彩色画展”。香港集古斋举办“张大千画展”。2月，“张善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画展”在台展出。4月，《张大千书画集》第三集出版。全力绘制《庐山图》，劳累过度，两次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1983年元月，台湾国立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同时举办尚未最后完成的《庐山图》特展。赵无极赴台探视。1983年3月8日，《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出版，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12册。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83年4月2日病逝。

张大千先生作品由于过于珍贵，已列入限制出境保护名单内。

个人生活

家庭关系

张大千一辈是第十世，属“正”字辈。 张正兰又名泽，因他与长子是双胞胎，故取字善孖，后改称善子。张善子生于1882年7月1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由于家中长子早夭，他在家里的地位相当于老大，说话颇有份量，对张大千的影响也最大。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没有张善子，就没有张大千。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善子发现了大千卓越的绘画天赋和才能，对张大千关怀备至，所需金石书画及参考资料莫不搜求以供，并经常指点书画之道，使张大千获益良多。

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归国，向父母提出要到上海拜师学习书画，父母反对。在这个决定张大千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张善子站到了弟弟一边，支持他到书画家荟萃的上海拜师。“

张善子对其弟的支持，还表现在不断地携带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八弟出入上海滩上的文人雅集，利用各种场合，把八弟引荐给艺苑前辈名流，诸如陈散原，傅增湘，黄宾虹，齐白石，柳亚子，叶恭绰，谢玉岑，郎静山等等，张大千都是通过张善子的引荐而得以结识的。”

张大千在上海很快就能露出头角，与这些艺苑前辈名流的提携分不开。 张善子在中国画坛上也是个很有成就的画家。

门下弟子

张大千一生弟子上百，有主要影响的有：曹大铁、谢伯子 、何海霞、胡爽庵、俞致贞、刘力上、胡若思、慕凌飞、糜耕云、梁树年、汪德祖、吴青霞、厉国香、龙国屏、黄独峰、王康乐、胡力、王永年等人，其中，曹大铁是张大千弟子中绘画水平最高的一个。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拜张大千为师学画。

张大千再传弟子也相当多，比较有影响的是：白传巨、曹公度、李柏林、陈沫吾、杨振升、杨震麟、葛茂柱、刘起伏、刘力群、何纪明、葛茂桐、孟庆利，吴嗣坤、聂振文、吕刚,姚丹萍、江洪泉、安云霁、杨春蕾、张师曾，包伟东、赵凯等人。

作品特色

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共同创建了大千画派，它是中国综合性绘画流派之一。二十世纪20年代，张善子、张大千在上海西门路西成里“大风堂”开堂收徒，传道授艺，所有弟子们皆被称为“大风堂门人”。它是一个有别于“长安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唯一不墨泼彩等画法，大风堂画派的画风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是一支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中国画画派。

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造化，才能达到“师心为的“的境界。他师古而不拟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创新，最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泼墨，创造了泼彩、泼彩墨艺术，同时还改进了国画宣纸的质地，然而思想的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在他五言绝句《荷塘》有“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之句，似乎暗示着后来者继续他的道路。

他曾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临摹古人名作，特别是他临仿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更是惟妙惟肖，几近乱真，也由此迈出了他绘画的第一步。他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山人，陈洪绶、徐渭等，进而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然而他对这些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艺术学习，尤其是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如多年前香港市场中曾出现一件署名为元四大家之一的古画，便是张大千“仿古作”，拍出接近200万元的高价。

为了考验自己的伪古作品能否达到乱真的程度，他请黄宾虹、张葱玉、罗振玉、吴湖帆、溥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名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们的鉴定，并留下了许许多多趣闻轶事。张大千许多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的真品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等等。

大千在学习石涛的同时，也深得古人思想精髓，并能身体力行。张大千说：“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际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胸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的多才有所获。山川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都是一样的。”他又说：“多看名山巨川、世事万物，以明白物理，体会物情，了解物态。”他平生广游海内外名山大川，无论是辽阔的中原、秀丽的江南，还是荒莽的塞外、迷蒙的关外，无不留下他的足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溟渤西西夏。

在大千游历过的名山大川中，他始终把黄山推为第一，曾三次登临。大千之所以偏爱黄山，主要来自于石涛的影响，黄山既为石涛之师，又为石涛之友。大千说“黄山风景，移步换形，变化很多。别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黄山前后数百里方圆，无一不佳。但黄山之险，亦非它处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大千在50岁之前遍游祖国名山大川，50岁之后更是周游欧美各洲，这是前代画家所无从经历的境界。张大千先后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居住，并游遍欧洲、北美、南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他都写了大量的纪游诗和写生稿，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同时为他日后艺术的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读书对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平时教导后辈：“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画画和读书都是大千的日常生活。过去是如此，借居网狮园后更是这样，朝夕诵读，手不释卷。在外出旅途的车中船上，大千也都潜心阅读。一次，大千从成都到重庆，友人托他带一本费密的《荒书》。到家后，大千即把路上看完的《荒书》内容、作者的见解、生平以及这位明末清初的四川学者和石涛的关系，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是一本艺术之外的学术著作。读书的习惯一直伴随到大千晚年。他常说，有些画家舍本逐末，只是追求技巧，不知道多读书才是根本的变化气质之道。大千读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并不只限于画谱、画论一类的书。

张大千除了擅长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外，在书法方面比较欠缺，这应是他的遗憾。他早期师从清代晚期的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曾农髯，形成自己细秀，方平，略带隶书味的书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张大千先生的书法开始酝酿变化。他转学多师，学习魏碑，《瘗鹤铭》，参以宋代大家黄山谷的笔势，学习石涛笔法刚劲，不拘一格的书风。他的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山水画的意境，不是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张扬外露和剑拔弩张，而是使力与感情相融合，平中求奇，使他的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张大千笔力遒劲而秀逸的自家风格，被后人称为“大千体”。

人物评价

张大千是全能型画家，其创作达“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所不能，无一不精。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

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早期专心研习古人书画，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他的治学方法，值得那些试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画家们借鉴。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张大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画意境清丽雅逸。”他才力、学养过人，于山水、人物、花卉、仕女、翎毛无所不擅，特别是在山水画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他和当时许多画家担负起对清初盛行的正统派复兴的责任，也就是继承了唐、宋、元画家的传统，使得自乾隆之后衰弱的正统派得到中兴。“

后人纪念

张大千纪念馆是一座由私人创办的纪念馆，位于四川省内江市东桐路圆顶山，为纪念国画家张大千而建。纪念馆东临西林开发区；西与内江师范学院等高、中等学校相邻；南俯沱江；北为浅丘田园风光。地貌为一狭长之小山丘陵。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75米。

离蓉赴台原因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弟子刘力上曾说 ，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   。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往来，更无恩怨。况且，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   。如果说大千先生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 。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  。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 。

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

政治方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   。

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点不近情理的。